可燃香烟与电子尼古丁递送系统双重使用与过敏性鼻炎的关联：一项基于KNHANES数据的分析

　　背景：可燃香烟（CC）与电子尼古丁递送系统（ENDS）的双重使用是迅速增长的公共卫生问题，但其对过敏性鼻炎（AR）的协同影响仍知之甚少。既往关于吸烟与AR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，常未能区分不同烟草产品组合及吸烟起始的时间顺序。目的：分析韩国成人中多种吸烟行为（包括单

　　背景：可燃香烟（CC）与电子尼古丁递送系统（ENDS）的双重使用是迅速增长的公共卫生问题，但其对过敏性鼻炎（AR）的协同影响仍知之甚少。既往关于吸烟与AR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，常未能区分不同烟草产品组合及吸烟起始的时间顺序。目的：分析韩国成人中多种吸烟行为（包括单纯CC使用、单纯ENDS使用及双重使用）与AR诊断优势比（OR）的关联。方法：研究人员分析了2019–2022年KNHANES中18,781名成人的数据。多变量调查加权logistic回归估算了5类模式（从不吸烟、既往吸烟、单纯CC、单纯ENDS、双重使用）的调整后优势比（AOR）。敏感性分析通过限定吸烟起始早于AR诊断的样本确立时间先后；并按吸烟强度（每日支数CPD）PG电子官方平台入口分层。结果：AR加权患病率为17.77%。主模型中单纯CC吸烟显示较低AR几率（AOR=0.691；95% CI=0.562–0.850），时间验证后进一步降至0.519（p0.001）。主模型既往吸烟者AOR=1.193，验证子集显示显著反向关联（AOR=0.836，p=0.018），提示“患病戒烟者”效应。反之，CC与雾化器双重使用与较高AR几率显著相关（AOR=1.543；95% CI=1.067–2.233，p=0.021）。该风险在中度吸烟并使用雾化器者达峰（AOR=2.222，p=0.029），在重度吸烟并使用加热烟草产品者亦显著升高（AOR=2.374；95% CI=1.059–5.322，p=0.036）。结论：研究发现单纯吸烟与双重使用形成鲜明对比。单纯CC吸烟因尼古丁介导的症状掩盖而呈反向关联，双重使用则呈现独特协同风险，提示多种烟草产品联合暴露可能加剧黏膜炎症与屏障功能障碍，抵消尼古丁的抑制作用。

　　研究背景方面，过敏性鼻炎（AR）是全球最常见的气道疾病，影响约5亿人，其慢性炎症状态与哮喘等下气道疾病密切相关，并显著降低生活质量。吸烟作为AR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，可通过改变免疫应答与引发炎症影响鼻黏膜，但既往研究结论不一：部分认为吸烟抑制过敏免疫从而降低AR发病，部分认为其增强促炎反应加重症状。这种矛盾与21世纪以来吸烟行为模式转变有关——传统可燃香烟（CC）使用下降，电子尼古丁递送系统（ENDS，含雾化器Vapes与加热不燃烧产品HnB）兴起，且越来越多吸烟者形成CC与ENDS并用的“双重使用”模式，而非完全替代。既有文献很少考察双重使用对AR的长期影响，亦未控制吸烟起始与AR诊断的时间顺序，亦未区分ENDS亚型（HnB与Vapes）及吸烟强度的作用。因此，研究人员利用韩国国立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（KNHANES）2019–2022年数据，系统评估不同吸烟行为组合与AR终生医生诊断的关联，以澄清单纯吸烟的“保护假象”与双重使用的协同风险。

　　主要技术方法上，研究人员采用KNHANES全国多阶段概率抽样横断面数据，最终纳入18,781名≥19岁成人；按终身吸烟史与当前使用状态划分从不、既往、单纯CC、单纯ENDS（HnB或Vapes）、CC×ENDS双重使用五类，并以AR终生医生诊断为主结局；协变量涵盖性别、年龄、婚姻、职业、教育、收入、饮酒、体重、压力、居住类型、同住儿童及调查年份。统计方面使用R“survey”包进行复杂抽样设计下的多变量调查加权logistic回归，主模型后开展两项敏感性分析：一是限定CC起始年龄≤AR诊断年龄以排除反向因果（识别“患病戒烟者”效应），二是按CPD（10、10–19、≥20）分层比较双重使用相对单纯CC的额外风险。

　　研究结果部分，首先“一般人群特征”显示AR加权患病率17.77%，双重使用者AR比例最高（22.58%），单纯CC最低（13.13%），且AR组女性、青年、单身、脑力职业、高学历、高压力者占比更高。其次“一般人群多变量关联”中，单纯CC较从不吸烟AOR=0.691（p0.001），时间验证子集降至0.520；主模型既往吸烟AOR=1.193，但时间验证后逆转为0.836（p=0.018），证实原正向关联由诊断后戒烟者混入所致。单纯ENDS较从不吸烟无显著差异（AOR=1.174，p=0.805）。综合五类模型同样支持单纯CC反向关联（AOR=0.841，p=0.046），双重使用在主模型不显著但在时间验证子集中降至0.628（p=0.007）。再次“按吸烟强度分层”显示，整体当前吸烟者中CC+Vapes双重使用AOR=1.543（p=0.021），CC+HnB不显著；中度吸烟（10–19 CPD）者CC+Vapes达AOR=2.222（p=0.029），重度吸烟（≥20 CPD）者CC+HnB达AOR=2.374（p=0.036），轻度吸烟无显著关联。

　　讨论部分总结，研究人员指出三项核心发现：其一，单纯CC吸烟的反向关联在时间验证后增强，符合尼古丁经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（α7 nAChR）通路抑制Th2免疫、下调IL-33等“症状掩盖”假说，而非真保护；其二，既往吸烟者在控制时间顺序后呈反向关联，说明主模型正向值来自“患病戒烟者”偏倚；其三，双重使用在特定强度层呈现协同风险，机制上CC毒素（焦油、CO）与ENDS成分（丙二醇、植物甘油、香精如乙酰酮与麦芽酚、羰基化合物、镍）共同破坏鼻上皮紧密连接（ZO-1、Occludin下调），过度激活TRPA1受体，增加气传过敏原通透，抵消尼古丁抑制。社会经济梯度（高学历/脑力职业诊断率高）被解释为就医与疾病认知差异的诊断偏倚，非真实患病差异。局限性包括自报偏倚、横断面无法定因果、缺IgE等客观标志物。

　　结论部分翻译：本研究揭示吸烟模式与AR间复杂多面关联。研究人员确认单纯CC吸烟与AR诊断几率显著降低相关，此发现被解读为尼古丁介导免疫抑制与症状掩盖的人为假象，而非真正保护效应；该解读受敏感性分析强力支持——通过确立吸烟起始时间先于诊断，“患病戒烟者”效应显现，既往吸烟者诊断几率亦较低。然而对公共卫生最关键的是双重使用者中观察到的显著协同风险：无论基线吸烟强度如何，在CC习惯上叠加ENDS始终提高AR几率。可燃毒素与ENDS香精（如乙酰酮、麦芽酚）联合暴露可能对呼吸系统造成“双重打击”，诱导上皮屏障快速功能障碍并过度激活TRPA1感觉受体。因此双重使用是超越各成分之和的独特危险因素，加剧上气道炎症。临床医师应对双重使用者更重或持续症状保持警觉，未来控烟政策须优先阻断双重使用模式，以缓解现代电子尼古丁时代过敏性呼吸道疾病负担上升。